专题：京东下场，搅动外卖格局？
权威人士表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劳动者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近日，京东、美团宣布将陆续为符合条件的外卖骑手缴纳社保，2025年成为我国外卖骑手的社保元年。
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无疑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一步，但也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一财经记者和多位骑手交流，他们对于缴纳社保的态度不一。具体来看，骑手是单身还是已婚，有没有孩子，生活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等，都会影响他们的社保选择。
毕竟，社保并不是劳动者权益的全部，收入水平、工作机会等同样关系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平台企业为外卖骑手入社保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平台和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需求、灵活就业与传统用工模式的不同、社保制度的优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财经还了解到，业内有更多共识的政策思路是，提高社会保险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以灵活来应对灵活，分层分类分步将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各种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保覆盖范围。
权威人士表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劳动者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多平台为骑手入社保
京东宣布自2025年3月1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宣布目前正在搭建骑手社保相关的信息系统，预计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饿了么也称，2023年2月起已启动蓝骑士社保缴纳试点，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范围。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建立在雇主雇员的劳动关系基础之上，没有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险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外卖平台主动推动社保缴纳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解决骑手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更通过劳动关系认定赋予其劳动者身份，使其享有最低工资、休息休假等法定权利。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李工表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两大模块。前者面向劳动关系，以强制参缴、五险种统一参缴为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担缴费；后者以自愿为原则，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个人承担缴费。此外，我国还有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兼具两大模块的部分特征。以自愿为原则，各地费率通常参照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统筹。
从目前外卖平台透露的信息来看，京东提出的缴纳五险一金是明确将外卖骑手纳入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美团没有明确“社保”的缴纳范围，但从“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的表述来看，平台要承担单位缴费的责任，骑手加入的也是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饿了么所称的蓝骑士社保缴纳试点，则是指人社部推动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并非职工社会保险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娄宇对第一财经表示，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前提是需要满足劳动关系的认定条件，劳动关系要求劳动者需尽到相应的义务，如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等等。对于骑手来说，如果愿意长期稳定的接单，接受平台企业像传统劳动关系管理那种标准去管理，可以参保社会保险，平台应该负担缴费责任。如果骑手愿意灵活自由地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话，也可以不建立劳动关系。
“不管是美团给长期稳定的骑手加入职工社会保险，还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骑手不加入社会保险，或者像京东这样要求和每个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按照传统的劳动关系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劳动者不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量，这些方式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都是合规的，是平台企业和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至于哪种对劳动者的保障是更好的，要看劳动者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娄宇说。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新业态从业人员被分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以及不符合劳动关系情形（民事法律关系）三类。
娄宇表示，平台用工既有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也有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接受平台算法的管理、又自主决定工作量的骑手属于后者。对于不同工作类型的骑手，平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也有所不同。
“自愿”还是“强制”？
美团将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预估美团的社保计划最终可能将惠及超百万骑手。
据美团研究院，2023年，美团平台上有接单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了745万人，“全年累计接单天数在260天以上的稳定骑手”大约82万人。这82万人加入城镇职工社保的第一步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法律明确一旦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者就没有“自愿参保”的选项了。
对于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签订劳动合同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无论是依据《社会保险法》 还是《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都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张成刚表示，目前各平台尚未推出具体的实施细则，达到社保门槛又不愿意缴纳社保的骑手是否还有选择权，他们如何去留等问题都需要在实施中进一步明确，同时也要用有效的方式来引导他们缴纳社保。
张成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保障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张成刚调研发现，外卖骑手对“社保缴纳需求度”排在“收入”和“工作自主性”两个选项之后。无论学者调研还是此前人大代表与骑手的恳谈会上，都有骑手明确表示不愿意加入社保，原因是劳动者最看重的是收入，一旦加入社保，企业的人工成本增加，劳动者担心“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会降低其收入水平，同时个人缴费部分也会减少当期收入。
也就是说，骑手选择不加入社保并非不需要保障，只是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认为高比例的社保缴费难以承担，或者社保不是他的优先项。
李工表示，多年以来，新业态就业关系呈现“选择模式”，即新业态所涉行业同时存在劳动关系与非劳动关系的就业机会，从业者可以选择。若要借社会保险的强制参缴将新业态就业拉进劳动关系，也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骑手是否都愿意放弃工作的灵活性、自主性，接受劳动关系中心化的从属性管理，另一方面，骑手，特别是流动性较强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否都愿意以较高的费率参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地方统筹，都有待考察。”李工说。
娄宇也表示，从平台用工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全职和兼职都是外卖平台重要的用工方式，如果平台要求所有劳动者都变成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然后强制职工加入社会保险，这破坏了原本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意愿，不利于建立契合劳动者就业意愿的多元化的就业模式。
骑手担心什么？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青，对全国1600多名配送骑手和快递员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定居意愿、养育子女、健康状况、工作年限、工作稳定性、工作收入等个体特征，是否有劳动合同与户籍情况等制度性特征，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新业态从业人员无论是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还是职工医疗保险的概率在上升。46岁以后，许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新业态从业者会在退休前15年左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加入职工保险制度，以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要求。
赵青表示，实际上大多数新业态从业者并未参加就业关联的职工保险，“缴费太高、负担不起”是问卷调查中占比最高的回答。
张成刚表示，除了担心收入下降之外，外卖骑手还担心未来换了行业之后交不上社保，难以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交的钱也起不到养老的作用。
外卖骑手的短工龄和社保制度需要的长缴费年限之间存在矛盾。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只有缴满15年才能领取养老金，延迟退休后最低缴费年限将渐进式提高到20年，如果外卖骑手无法满足最低缴费年限，退休时只能领回个人账户缴纳的部分，而享受不到退休金。
“骑手转行一般还是转到其他灵活就业岗位，现在灵活就业都面临着同样的社保困境，所以仅靠外卖行业的单兵突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张成刚说。
社保制度如何“补短板”？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路锦非对第一财经表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从业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劳动形式与传统的劳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保政策和劳动法律法规都需要进行调整和修订，应该有更加灵活的、适应性的制度体系，来满足现实复杂的要求。
我国的社保制度正在从广覆盖走向全覆盖，在高质量社保体系建设中，一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这部分群体漏保、脱保、断保问题比较突出，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一块“短板”。
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新业态从业人员总规模已达到8400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完全没有社保，但参加的是保障水平较低的居民社保，与其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并不匹配。
尤其在养老保险方面，居民养老几百元的养老金难以支撑他们老年的生活。考虑到养老金要靠时间积累，当前应尽快对这部分人群做出制度性的安排，让他们从年轻收入较高时就开始进行积累，以保障年老之后有足够的养老金。
如何确定缴费基数，是骑手社保计划落地面临的一个重要技术细节。
张成刚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以骑手上年的平均工资为基数，但骑手不是长期稳定的就业，平均工资不易确定，以什么标准来作为缴费基数，需要平台和政府部门加以明确。
路锦非认为，目前社保的缴费基数过高，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造成了制度性的排斥效果。
如某地最低缴费基数是7000元，而最低工资标准为2000多元。如果3000元收入的人按照最低缴费基数7000元来缴纳养老保险，那么他的个人费率将远高于政策规定的8%，低收入者的缴费负担反而比高收入者更重。
路锦非认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对于低收入者的“惩罚效应”，我国的社保制度应该放松缴费下限的限制，以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或者更符合中低收入特征的标准来作为缴费基数，辅以有效的监管措施，吸引更多的劳动者加入制度中，提高制度的可持续性。
路锦非还建议探索“分类保障”的模式，做好全职骑手与兼职骑手差异化参保的制度，不仅是全职骑手可以依托于单位的社保制度，兼职骑手也应该也有相应的保障，并做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衔接，此外，对于没有归属到任何单位的真正灵活就业人员也应该有一揽子解决的机制，让他们能有渠道加入到社保制度中。
“新的劳动形式，需要考虑新型社会保险责任的认定方式。也许以基于灵活就业者的劳动获益作为依据，来认定和测算保险责任，更符合时代特征。”路锦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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